赵破虏与李钟山带着大队人马以及钦差仪仗，浩浩荡荡北上朔方城之后，雁门关内仿佛瞬间空寂了许多。
袁世平与司马文若只留下了十几名最为精干沉稳的护卫，换上了寻常商旅的服饰，融入了这座庞大而破败的关城之中。
他们的调查，在一种低调而缜密的氛围中展开了。
接连三日，早出晚归，足迹遍布雁门关的各个角落。他们走访蜷缩在残破屋檐下的赤贫农户，与在肮脏街巷中挣扎求生的小贩交谈，也叩开那些虽然家徒四壁但尚能勉强遮风避雨的普通民居。
他们接触的，是北境最底层、数量也最庞大的群体。
从这些人口中听到的关于镇北将军白牧之的评价，几乎众口一词，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与恐惧。
“白屠夫？那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！”一个在关城内靠打零工勉强度日的老汉，在得到一小袋粗盐后，压低了声音，眼中闪烁着怨毒的光芒。
“征兵征粮，哪一样不是往死里逼？听说有户人家，一家五口被他拉走三个，都充了军。说是打蛮子，可这都三年了，音信全无，怕是早就成了他军功簿上的一个数字，死在哪个荒郊野岭了！留下来的两个女人，早被当兵的欺负死了。”
另一个在街边摆摊，贩卖些自己编织的粗糙草鞋的妇人，提及白牧之，更是浑身发抖：“他……他好色如命！据说临城有个老李头，家里的闺女，才十四岁，就是被他的亲兵看中，硬生生抢进了将军府……后来，后来人就没了！老李家去讨说法，被打了个半死扔出来，没几天就咽了气……这雁门关，有点颜色的姑娘家，哪个不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？”
还有人称亲眼见过白牧之处置逃兵和蛮族俘虏的场面，描述得血腥无比，如同人间地狱：“……就在西市口，活生生扒皮抽筋！那惨叫声，几天几夜都在耳朵里绕啊！他不是人，是阎王转世！”
这些来自底层的控诉，具体而微，充满了细节，将白牧之塑造成了一个残暴不仁、嗜杀好色、欺凌弱小的恶魔形象。越是穷困潦倒、生存艰难的人，对白牧之的恨意就越发浓烈，仿佛他们所有的苦难，都能在这个名字上找到根源。
然而，当袁世平和司马文若设法接触雁门关内留守的中低层官吏时，听到的却是另一套几乎完全相反的说辞。
这些官吏的办公场所普遍简陋，身着官袍也多是洗得发白，打着补丁。他们对待袁世平这位“京城来的商人”态度谨慎，但谈及白牧之，虽不至于热情洋溢，却大多表现出一种公事公办的认可。
“白将军治军理政，向来法度森严，铁面无私。”一位管理粮秣文书的主簿，在值房内接待了二人，值房里除了卷宗就是硬板床，唯一的奢侈品可能就是一壶粗茶，
“对于我等属吏，考核极为严格，贪墨渎职，一经发现，绝不容情。说句实话，在将军麾下做事，辛苦是辛苦，压力也大，但至少……规矩是明的。”
另一位负责关城部分区域治安的巡城校尉，在酒馆角落里悄声说：“将军是否好色，卑职不敢妄言。但将军律己甚严，从未听闻其有强抢民女之行。至于军纪，确实严厉，触犯者动辄重罚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北境军才能在如此艰难环境下保持战力，抵御蛮族。若说将军欺凌弱小……”
校尉苦笑一下，叹息道：“将军眼中，只怕只有‘有用’和‘无用’，‘合规’与‘违规’，那有什么弱小不弱小的。”
这些官员的评价，将白牧之描绘成一个不近人情、严苛律下，却又恪尽职守、甚至有些过于刚正的将领。他们的生活看起来也相当清苦，与“贪腐集团核心成员”的形象相去甚远。
司马文若眉头紧锁，在返回行辕的路上，对袁世平低语：“大人，此事蹊跷。若说有人故意在民间散布谣言，诋毁白牧之，谁能有如此大的能量和手段，能让这成千上万的百姓众口一词？而且细节如此丰富，情绪如此真切？这不像是有组织散布谣言的特征，更像是一种……自发的、积累已久的怨愤。”
袁世平也倾向于认为民间评价更接近真相，毕竟众口铄金。他沉吟道：“或许是白牧之欺下媚上，对百姓极尽盘剥之能事，对官员体系则用严刑峻法和高压控制，迫使官员不敢言其非，甚至不得不为其粉饰？”
司马文若还是不解：“如果，他能控制好官员舆论，那就可以通过行政手段，轻松在民间树立形象。怎么会有这么大反差？”
更让人怀疑的，民众反映的残暴之事，大多也是听人传言，似乎没找到真正的苦主。
但也有可能，苦主早就被逼到绝路。
但随着调查深入，他们发现了一个更令人困惑的现象：越是穷困潦倒的百姓，对白牧之的评价越差；而一些在雁门关内经营尚可的商铺老板、拥有少量田产的自耕农、或是某些有一技之长的匠人，对白牧之虽然谈不上爱戴，但评价却相对中性，甚至偶有提及“将军麾下兵马，确实秋毫无犯，买卖公平”之语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诡异的撕裂：底层赤贫者恨之入骨，中上层稍有资产者反应平淡甚至略有肯定，而官员体系则普遍认可其治事之能。
“这不合常理，”司马文若在油灯下，对着连日来记录的密密麻麻的笔记，苦苦思索，“若白牧之真是一个肆意欺凌弱小的暴虐之徒，他怎么可能只针对最底层的穷人？那些稍有家资的，难道不应该是他盘剥更好的对象吗？为何反而评价不一？若他严于治官，为何这些官员生活如此清苦，却仍愿为其说话？”
两人彻夜长谈，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可能性。有人系统性散布谣言？
不可能，范围太大，难以操作。
百姓全部被蒙蔽？官员全部被收买？似乎都解释不通这复杂的评价光谱。
最终，在天色将明未明之时，他们抛去了所有看似不可能的结论，不得不面对一个最简单，也最符合他们目前所见“事实”的推论——
司马文若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，声音沙哑：“大人，真相就是如此直白而丑陋：白牧之此人，本性便是欺凌弱小。他的残暴与压迫，主要施加在了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底层贫民身上。征兵、劳役、乃至可能的非法敛财，主要来源都是这些沉默的羔羊。因此，越是贫穷无助者，感受到的压迫越深，仇恨也越烈。”
袁世平目光锐利，接话道：“而对于那些稍有资产、有些社会关系或者一技之长的人，他反而会有所顾忌，或者认为盘剥他们成本更高、风险更大，因此维持着表面上的‘秋毫无犯’。甚至可能为了维持关城最基本的运转和物资流通，还会保障这些人的基本利益。”
“至于官员体系，”司马文若继续分析，“他用极其严苛的考核与控制手段，让他们时刻处于高压之下，无暇他顾，也不敢越雷池半步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官员们首先考虑的是自保和完成他交代的任务。”
“只要他们自身没有受到白牧之的直接迫害，并且看到白牧之在抵御蛮族等‘大事’上似乎确有能力，那么即便生活清苦，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一个‘严厉但有效’的上官。毕竟，在乱世，能活下去、保住职位，已属不易。”
“而最终的得利者，”袁世平总结道，语气冰冷，“毫无疑问，是白牧之本人，以及可能依附于他的、我们尚未接触到的北境军头和地方豪强。他们通过压榨底层，获得了维持军队、支撑扩张乃至个人享乐的资源。”
这个结论让两人心头沉重。一个帝国的北境天柱，竟然是如此一个欺软怕硬、压迫底层的小人，依然让人感到无比的压抑和愤怒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一阵异常响亮、节奏奇特的唢呐声，夹杂着喧天的锣鼓，将袁世平和司马文若从浅睡中惊醒。
声音来自行辕不远处的街道，似乎是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正在经过。
两人起身，走到临街的窗边望去。只见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正蜿蜒而行。
队伍前方，是数十名身穿统一灰色布袍的人，神情肃穆，吹奏着那种腔调古怪的唢呐和敲打着节奏鲜明的锣鼓。后面跟着的棺木看起来材质普通，但抬棺的人竟有十六人之多，步伐整齐。
再后面，是绵延近百人的送行队伍，所有人都穿着干净的灰色或白色衣服，步伐一致，沉默前行，只有那诡异的乐声在清晨的空气中回荡。整个仪仗的规格和气势，远超寻常百姓家，甚至堪比一些地方乡绅。
“这雁门关大户办白事？竟有如此排场？”司马文若有些诧异，关内如此破败，竟有家族敢这么大规模操办丧礼？
袁世平示意两名护卫前去打听。过了许久，护卫才回来，脸上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神情，回禀道：“大人，问清楚了。并非什么大户，死者只是东市一个卖炊饼的老翁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平日就靠那点微薄收入度日。”
“穷人？”司马文若更加惊讶，“穷人白事竟能如此铺张？”
那护卫低声道：“路人说，这是‘拜神教’的恩典。只要诚心加入拜神教，虔诚信奉神明，死后就能得到神明的保佑和接引。而且，各地的‘主教’会率领教众，一起为信徒送行，保证风风光光。”
“拜神教出钱？”袁世平敏锐地抓住了关键。
“不是，”护卫摇头，“据说拜神教本身并不直接出太多钱，但教内有许多家境富裕的信徒，他们会‘自愿’捐献财物，形成一种教内互助的保障。专门用来为贫困的信徒操办红白喜事。
另一名护卫接话道：“不仅白事，连婚事也包办。他们有专门负责仪轨的‘执事’，有负责吹打乐班的‘礼生’，甚至还有负责置办酒席、打理杂务的人手，形成了一套……很成熟的流程。只要入了教，家里再穷，红白事也绝不会寒酸，保证办得体体面面，比许多小富之家还要气派。”
袁世平与司马文若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震撼。
这拜神教……似乎真是为百姓谋福。婚丧嫁娶。在极度贫困中，如何让逝去的亲人“入土为安”，如何让子女“成家立业”，是压在无数家庭心头的大山，甚至可能为此背上巨额债务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而拜神教，却轻而易举地为他们解决了这个天大的难题！
用信徒的捐献来为更贫困的信徒办事，这不仅解决了资金问题，更营造了一种“教内一家亲”、“互助友爱”的局面。
而那统一、规范、排场、甚至堪称“专业”的流程，无疑极大地增强了其吸引力和可信度。
可以想象，当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家庭，看到邻居那位同样贫困的老翁，在拜神教的操办下，拥有了如此“风光”的葬礼，而自家却连一口薄棺都买不起时，那种冲击力和诱惑力，该是何等巨大！
这不仅仅是在吸纳信徒，这是在用最实际、最戳中人软肋的方式，攻击思想，收买人心。
那些没有被拜神教触及的官员、贵族，自然无法理解这套逻辑，也难以被其影响。而那些身处底层、备受苦难、又渴望在人生最重要时刻保留一丝尊严的穷苦大众，几乎很难抗拒这样的“恩典”。
窗外的唢呐声依旧嘹亮，仿佛在宣告着一种新的、诡异的力量，正在这片充满苦难的土地上，悄然扎根，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，蔓延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