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何姐，你看过《苦恋》这个电影剧本吗？”李春明拿着报纸，抬头问道。
何晓晓放下手中的稿子，微微蹙眉想了想：“《苦恋》...没什么印象。是投给咱们报社的稿子吗？”
“那倒不是。”
李春明指了指手里的报纸：“我是看到这上面发了批评文章，才注意到这个剧本。能让军报专门发文的，肯定不一般。”
一听这话，何晓晓和王建军都凑了过来。
细细读着那篇措辞犀利的评论，何晓晓越看脸色越是凝重，眼皮不由地跳了几下。
王建军还没完全明白过来，憨憨地问道：“这《苦恋》到底是讲啥的？怎么连军报都惊动了？”
光看“苦恋”这个题目，容易让人联想到些痴男怨女的故事。
可若只是这样，又怎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？
好在编辑部里最不缺的就是文化人。
问了一圈，总算弄清楚了来龙去脉。
《苦恋》这个剧本，最初发表在1979年第九期的《十月》杂志上，由白桦与彭宁共同创作的电影剧本。
故事以画家凌晨光的人生轨迹为主线，讲述其少年丧父、青年逃亡海外、中年归国后经历‘人道洪流’的遭遇。
根据剧本拍成的电影，后来改名叫《太阳和人》，导演是彭宁，编剧还是白桦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负责制作，在八零年年底就拍完了。
片子是拍好了，可内部放映的时候，争议声一下就大了起来。
前后送审了好几回，一直都没能通过。
在《解放军报》带头并定调之后，各大报刊紧接着发表了各自的评论。
《人民日报》紧随其后，以庄重的笔调刊文指出：“《苦恋》在艺术表现上偏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，在思想内容上未能正确反映历史与现实的关系。”
《文艺报》则从专业角度分析道：“作品所流露出的灰暗情绪与对历史的片面描绘，容易在青年群体中造成思想混乱。”
《光明日报》的评论更为直切要害：“作者以‘苦’为名，实则表达的是曲解与怀疑，这种创作倾向是值得警惕的。”
报社为此事专门召开了紧急会。
会议室里烟雾缭绕，编委会成员围坐长桌，个个神情严肃。
社长关志浩坐在主位，面前摊着一叠各报的批判文章。他伸手敲了敲桌面，沉声道：“最近关于《苦恋》的讨论，大家都看到了。这件事的性质很严重，说明文艺战线的弦一刻也不能松。”
他拿起《红旗》杂志的重头文章，逐字逐句地念了几段关键论述：“上级已经明确指示，各报刊必须严把思想关、导向关。我们报社虽然不以文艺评论为主业，但同样不能松懈。每一篇稿子，都要严格审视。”
副社长余世光紧接着发言：“特别是文艺副刊和理论版块，凡是涉及历史评价、现实反映的稿件，都要从严把关。对那些渲染阴暗面、歪曲历史的作品，一律不得采用。这个责任，要落实到每一个编辑身上。比如最近收到的几篇散文，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就要不得。”
顾振宏点了点头：“我们编辑部坚决执行社里的决定。会后我立刻组织全员学习相关精神，并对现有存稿和近期刊发内容进行一轮彻底自查，确保所有稿件都符合文艺政策，不出任何偏差。”
一直对顾振宏位置有所企图的周启铭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
他轻轻吹开茶杯上的浮沫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“是么？我记得《春汛》那篇稿子，当时内部也有不同意见，最后还是振宏同志你力排众议签发的吧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个人的判断，难免有局限性，甚至可能带着某些固有的...情感倾向。”
“因此，我认为不能仅仅依赖部门自查。我郑重建议建立严格的交叉审稿与责任追查制度。重要版面的稿件，必须至少经过三位不同部门的领导独立审阅，形成书面意见。对于的敏感稿件，无论谁签了字，都必须送交编委会乃至上级宣传部门集体审议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从制度上杜绝因为个别人的‘笔误’或‘疏忽’，给集体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。”
这番话看似在补充制度，实则将矛头直指顾振宏过去的审稿决策，暗示其判断力与可靠性。
会议室内的空气瞬间凝固，所有人的视线在顾振宏和周启铭之间悄悄移动。
见在座的众人都是深感认同的表情，顾振宏脸色微微一沉，他明白阻拦不了，沉声道：“启铭同志的建议很好，我们编辑部完全支持。过去的工作，我们都是在社内既定规则下进行的，所有重点稿件也都经过常规流程。当然，时代在发展，要求也在提高，我们欢迎更科学、更严谨的审稿程序。”
话锋一转，顾振宏冷冷的看向周启铭：“但是，启铭同志提到的‘情感倾向’，这个帽子有点重，我无法接受。审稿工作是严肃的任务，我们始终秉持公心，依据当时的政策和标准做出判断。如果要对历史稿件事后追责，我建议由编委会成立专门小组进行评议，我个人一定积极配合，坦然面对任何审查。”
眼见两人之间的火药味渐浓，关志浩适时地敲了敲桌子，一锤定音：“好了！讨论问题就事论事，不要引申到个人态度上去。振宏同志带领编辑部的成绩也是众所周知的，这一点要肯定。启铭同志关于加强制度建设的建议，很有价值。综合大家意见，从下周开始，全社实行新的、更严格的审稿流程...”
说着他看向下首的副社长余世光：“具体方案由世光同志牵头，启铭、振宏参与，尽快拟定。同时，每周四下午固定为政治学习时间，重点重温文艺方针政策，所有人都要参加，一个不能少。散会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