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迁登记表上，多了一个人。
我盯着那行字。
户主周建国，家庭成员一栏，除了我妈、我、还有我弟周磊——
最下面多了一行。
周洋，男，2005年出生。
与户主关系：子。
我爸坐在我旁边。他没看我。
手指在桌子底下攥紧了。
拆迁办的老许抬起头，推了推眼镜：“老周，这个周洋……是你什么人？”
我爸张了张嘴。
没出声。
我转头看他。
他的太阳穴上有一根青筋在跳。
1.
老许还在等。
整个办公室就三个人，我，我爸，还有老许。
我妈今天没来。她早上说腰疼，让我替她去签字。
“周洋是谁？”
我问的。
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平静。
我爸咳了一声，伸手去拿桌上的水杯。
杯子是空的。
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空气，又放下。
“琳琳——”
“我问你，周洋是谁。”
老许看看我，又看看我爸，把登记表往回收了收：“要不……你们先回去商量一下？这个登记信息是从公安那边导过来的，户口确实在你们这个地址——”
“户口在我们家？”
我打断他。
这三个字比前面所有话都重。
我爸的手放在膝盖上。
我看见他的指甲掐进了裤子的布料里。
“是之前……”他的声音哑了一下，“是之前挂靠的。”
“挂靠？”
“嗯，一个亲戚的孩子——”
“什么亲戚？”
“你不认识。”
“姓周。”
我看着他。
“跟你一个姓。你哪个亲戚的孩子姓周？”
老许把登记表翻了一页。
他大概是好心，想岔开话题：“这个影响不大，拆迁款按人头也行按面积也行，你们回去——”
“按人头的话，”我说，“他分多少？”
“这个要看最后方案，但如果是在册人口——”
“他凭什么是在册人口？”
办公室安静了两秒。
我爸站起来了。
“琳琳，回家再说。”
他的声音突然硬了。
不是心虚的那种硬，是“别在外面丢人”的那种硬。
我太熟悉他这个语气了。
从小到大，每次我在外面问他不想回答的问题，他都是这个语气。
“回家再说。”
“回家说什么？”
“我说回家再说！”
他的声音大了。
老许缩了一下。
我没缩。
我拿起手机，拍了登记表。
“行。回家说。”
走出拆迁办，太阳很大。
我爸走在前面，步子比平时快。
我跟在后面，看着他的背影。
五十七岁，头发已经花白了。背有点驼。
我突然注意到他右手一直在裤兜里。
掏出手机，低头看了一眼，又塞回去了。
他在给谁发消息。
在这个时候。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我十三岁那年，有一次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看见客厅的光。
我爸坐在沙发上，手机屏幕的光照着他的脸。
他在笑。
那种笑我没在他脸上见过。不是对我笑的那种，不是对我妈笑的那种。
我当时没多想。
现在想起来，胃里翻了一下。
周洋。2005年。
我算了一下。
2005年，我十岁。
我弟周磊七岁。
我妈三十五。
那一年，我们家刚搬进现在这套拆迁房。我妈高兴了一整个月，买了新窗帘，是她自己裁的布。
那一年，我爸说单位效益不好，奖金没了。
我妈说没事，省着点花就行。
我到家门口了。
我没进去。
我站在楼道里，给我弟打了个电话。
“周磊，你现在在哪？”
“刚下班，怎么了？”
“你来一趟。别告诉妈。”
“……出什么事了？”
我想了想，没说。
“你来了就知道了。”
挂了电话。
我靠在楼道的墙上，摸出那张拍下来的登记表照片。
放大。
周洋，男，2005年2月14日出生。
二月十四。
情人节。
我把手机按灭了。
楼道里很暗。
我听到屋里我爸在打电话。声音很低，但是隔着防盗门也能听见两个字。
“别急。”
他在跟那边说别急。
2.
周磊到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我在小区门口等他。没让他上楼。
旁边有个小公园，几个老太太刚跳完广场舞，往家走。
我把手机递给他。
他看了十秒。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你看名字。”
“周洋……谁啊？”
“爸的儿子。”
周磊抬头看我。
他的表情和我四个小时前一模一样。
“别开玩笑。”
“拆迁办的系统导出来的，公安户口数据。就挂在咱家地址下面。”
周磊把手机还给我。
又拿回去。
又看了一遍。
“2005年……”
“对。二十年前。”
“妈知道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你确定？”
我没回答。
我当然确定。
如果我妈知道，她不会在那套房子里住二十年，不会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给我爸煮粥，不会每年过年的时候把我爸的皮鞋擦得发亮。
我妈不是那种人。
她不是忍，是根本不知道。
周磊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了。
他没说话。
我也坐下来。
旁边路灯嗡嗡响，有虫子围着转。
“姐，”周磊说，“会不会搞错了？”
我也想搞错。
但我想到我爸在拆迁办的脸色，想到他攥紧裤子的手指，想到他说“回家再说”的那个语气——
没搞错。
那不是“被误会”的反应。
那是“被抓住了”的反应。
“你想想，”我说，“爸这些年，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”
周磊不说话。
但我看见他的手慢慢攥紧了。
他想到了。
我也想到了。
我爸这些年，每个月工资卡上的钱，永远不够。
我妈管过一段时间账，后来我爸说“你管着太累了，我来”。从那以后，家里的钱就是我爸在管。
我妈想换个热水器。用了八年了，水忽冷忽热，冬天洗个澡像打仗。
我爸说：“还能用就先用着，换一个得两千多。”
我妈没说话。继续用。
后来我工作了，自己出钱给家里换了一台。
我妈高兴了好几天。
热水器。两千多。
我爸连两千多都不舍得花在这个家。
可他的工资——他在厂里干了三十年，退休前工资加绩效将近六千，退休后养老金也有四千。我妈在超市上班，一个月两千出头。
两口子加起来，就算不算我和周磊给的钱，一个月也有六千。
六千，在我们这种小城市，两个人吃穿用度，怎么可能连一台热水器都换不起？
钱去哪了？
我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或者说，我不是没想过，是想了一下就被别的事岔开了。
我爸说“退休金被扣了一部分”。
我爸说“物业费涨了”。
我爸说“你叔借了几千块还没还”。
每一次都有理由。每一次都合情合理。
二十年。
每个月。
那些钱，都去了哪？
周磊站起来了。
“查。”
他就说了一个字。
“怎么查？”我说。
“他的银行卡。”
“他的卡在他手里。”
“妈知道密码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以前知道，后来换了。”
换了。
我默念了一下这两个字。
什么时候换的？我不知道。我妈大概也不知道。
周磊在原地走了两圈。
“先不告诉妈。”
“嗯。”
“先搞清楚。”
“嗯。”
我看着他。
他的下巴绷紧了，咬肌在动。
他像我爸年轻时候的照片。
但他的眼神不像。
他的眼神是我妈的。
我们从公园出来的时候，路过我家的楼。三楼，灯亮着。
我妈在做饭。
窗户开着，我能闻到葱花炝锅的味道。
她五点半起来买菜，做了一天的家务，现在在给我爸做晚饭。
五十五岁了。
身体哪里都疼。腰，膝盖，肩膀。去年体检查出了甲状腺结节，医生说要复查，她说“没事，不疼就不管它”。
她舍不得花钱查。
我给她转了钱，她退回来了。说“留着你自己用”。
我站在楼下看了一会儿那扇亮着的窗。
周磊站在我旁边。
我们都没说话。
然后我们听见我妈在窗口喊：“琳琳回来了？快上来，饭好了！”
她看见我们了。
我对她摆了摆手。
“来了。”
我笑了一下。
上楼的时候我的腿很重。
3.
接下来三天，我没回自己的出租屋。
我跟我妈说单位有事，在家住几天方便。我妈高兴坏了，每天变着花样做菜。
我不是为了吃饭。
我是为了看我爸。
第一天晚上，吃过饭，我爸说出去溜达。
走了两个小时。
他平时不溜达。
第二天，他接了个电话，去阳台。关了门。
我从客厅的玻璃门看过去，看见他的嘴在动，但听不见声音。
他回来以后，我妈问他谁打的。
“老同事。”
我妈“哦”了一声，继续织毛衣。
她在给周磊织毛衣。周磊说过“妈，我三十了，别织了”，她不听。说“机器织的哪有手织的暖和”。
她的手指有点变形了。关节粗，指尖弯，是常年干活的手。
她织了一辈子毛衣，给我爸织，给我织，给我弟织。
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给自己织过。
第三天。
我爸不在家。说是去老朋友那里喝茶。
我帮我妈收拾房间，打扫我爸的书房。
“书房”其实就是个小杂物间，放了一张桌子，我爸退休后在这里看看报纸、喝喝茶。
抽屉里有一个铁盒。
锁着的。
我妈从门口过，看见我蹲在那儿。
“那个盒子你别动，你爸的。”
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不知道。他说是单位的一些材料。”
“锁着的？”
“嗯，从我们搬过来就放在那儿了。”
二十年。
一个锁着的铁盒放了二十年。
我妈从来没打开过。
也没问过。
她对我爸的信任，就像她织的毛衣——一针一针，密密实实，从来没有断过。
我把铁盒放回去了。
但我记住了锁的样子。
那天晚上，我去五金店配了一把钥匙。
不对。
不是配钥匙。那种老式铁盒锁，五金店的人说用个一字螺丝刀就能撬开。
但我没撬。
我不想偷偷摸摸的。
我想等。
等证据更多一些。
周磊那边有进展了。他找了一个在银行上班的朋友。
“姐，查到了。”
“说。”
“爸的工资卡，从2006年开始，每个月固定转出一笔钱。”
“多少？”
“一开始是八百。后来涨到一千二。2015年以后是两千。”
“转给谁？”
“一个叫田美凤的。”
田美凤。
我默念了一下这个名字。
不认识。
从来没听我爸提过。
“每个月都转？”
“每个月。没断过。二十年。”
我在心里粗略算了一下。
八百乘以九年，一千二乘以六年，两千乘以五年……
不止这些。还有不定期的大额转账。周磊说他看到好几笔，最大的一笔是2012年的八万。
“八万是什么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八万。2012年。
2012年我上大学，学费一年五千。我妈说“家里紧，你在学校省着点花”。
我在大学四年，没买过一件超过一百块的衣服。
我妈每次来看我，带的东西都是自家做的，咸菜、炒花生、蒸的馒头。
她说“外面的东西贵，不如自己做的实在”。
那一年。
八万。
转给了田美凤。
我放下手机。
阳台上我妈晾的衣服在风里晃。
那件羽绒服。
我妈那件墨绿色的羽绒服。
她穿了十二年了。袖口磨毛了，拉链有一截卡住了拉不上去，她用别针别着。
每年冬天我说“妈，我给你买件新的”，她都说“这件还能穿，别浪费钱”。
十二年。
她连一件新羽绒服都没买过。
而那个女人，每个月按时收钱，二十年。
我站在阳台上。
风把那件羽绒服吹得鼓起来，像里面还有一个人。
我忽然想到小时候。
冬天早上上学，我妈把我的书包递给我。她的手是冰的。
她的手套破了个洞。
我说“妈你手套破了”。
她说“没事，回头补一下”。
她补了。一直补到那副手套彻底烂掉。
她从来没有买过新的。
我弟周磊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。
“姐？你还在吗？”
“在。”
“你哭了？”
“没有。”
我把眼睛擦了一下。
“没有。风太大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妈做了红烧肉。
她把最大的那块夹到我爸碗里。
我爸嫌油多，把肉皮剥了，剩下的吃了。
肉皮留在碗边。
我妈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
后来收拾碗筷的时候，我看见我妈把那块肉皮放进了自己嘴里。
她吃的时候背对着客厅。
没人注意到。
除了我。
4.
第四天，周磊发来一张截图。
“姐。你看这个。”
是一份房产信息。
他那个银行朋友帮忙查的——2012年那笔八万块，是一套房子的首付。
房子在城南，两室一厅，六十多平。
产权人：田美凤。
共同还款人：周建国。
我盯着“共同还款人”四个字看了很久。
共同还款。
这意味着每个月的月供，也是他在还。
在他跟我妈说“退休金扣了一部分”的那些年里。
在我妈穿了十二年旧羽绒服的那些年里。
在我大学四年没买过一百块以上衣服的那些年里。
他在给别的女人还房贷。
我想起2012年。
那年家里的洗衣机坏了。我妈想买个新的，我爸说“修一修还能用”。
修了三次。
第三次修的时候，修家电的师傅说：“大姐，这机子太老了，修不如换。”
我妈看了看我爸。
我爸说：“再用用。”
我妈把衣服拿出来，手洗。
那年冬天，她的手裂了一道一道的口子。她往手上涂蛤蜊油。
蛤蜊油。
一块五一盒。
而同一年，他拿出八万块，给别的女人交了首付。
我把手机放下。
坐了一会儿。
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我不能再等了。
我给我爸打电话。
“爸，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”
“聊什么？”
“拆迁的事。”
“拆迁不是还没定方案吗——”
“不是拆迁方案。是周洋的事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。
“你……想说什么？”
“当面说。”
“琳琳，有些事你不懂——”
“那你当面跟我解释。明天下午。别让妈知道。”
我挂了电话。
第二天下午，我在小区对面的茶馆等他。
他来了。
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二十分钟。
坐下以后，他先倒了杯茶。喝了一口。放下。
“琳琳——”
“周洋是你的儿子。”
我没让他开场。
“对不对？”
他没说话。
“田美凤是周洋的妈。你从2006年开始每月转钱给她，二十年没断过。2012年你给她买了一套房，首付八万，月供你还。退休以后退休金也在补贴那边。”
我一口气说完。
我看着他。
他端着茶杯的手，有一点点抖。
但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慌。
他放下茶杯。
“你查我？”
“拆迁登记表上白纸黑字。我不查，拆迁办也会查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叹了一口气。
那口气太大了。像准备了很久。
“那是我的孩子。”
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。
不是道歉。不是解释。不是“我对不起你妈”。
是“那是我的孩子”。
他看着我的眼神很复杂。不是心虚，也不全是理直气壮。更像是一种……终于不用装了的疲惫。
“二十年了，”他说，“我也不想瞒了。”
“你不想瞒了？”
“那孩子也是我的骨肉。我不能不管。”
“你管他二十年了。用我妈的钱。”
“那也是我挣的钱——”
“婚后的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。你的工资一半是我妈的。你知不知道？”
他愣了一下。
他没想到我会说这句话。
他以为我会哭，会闹，会问“你怎么能这样”。
我没有。
“二十年，你瞒得真辛苦。”
我看着他。
“但瞒的代价，你还没付。”
他的脸色变了。
“琳琳，这是大人的事——”
“我三十岁了。”
“你不懂。”
“我懂。你拿着我妈省吃俭用的钱，养了二十年别的女人和别的孩子。你觉得我不懂哪一部分？”
他的嘴张了张。
没说出话。
茶凉了。
我站起来。
“这件事，我会告诉我妈。”
“你——”
“你有什么想对她说的，自己想好。”
我走出茶馆。
外面在下雨。
我没带伞。
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他坐在里面，没动。
茶杯还端在手里。
手在抖。
但我忽然想到——他手抖，可能不是因为愧疚。
是因为怕。
怕的不是良心，是拆迁款。
他在算。
他在想，如果你妈知道了，拆迁款怎么分。
走在雨里的时候，我给周磊发了一条消息。
“该告诉妈了。”
“你来说还是我来说？”
“一起。”
5.
告诉我妈的那天是周日。
我和周磊一起回的家。
我爸不在。我给他发了消息：“你先别回来。”
他没回。
我们到家的时候，我妈正在摘菜。
客厅桌上一把豇豆，一把小葱。
她看见我们俩一起回来，笑了：“今天怎么都来了？想吃什么？妈给你们做。”
我坐在她对面。周磊站在旁边。
“妈，放一下。我有事跟你说。”
她手里的豇豆没放。
大概是听出了我的语气。
她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周磊。
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“是爸的事。”
她的手停了。
豇豆掉在桌上。
“他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——”
“不是身体。”
我深吸了一口气。
“妈，爸在外面有一个儿子。二十岁了。叫周洋。妈是一个叫田美凤的女人。”
我妈没有任何反应。
她看着我。
像没听懂。
“妈？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爸在外面有个孩子。已经二十年了。”
我妈笑了一下。
“你听谁说的？别信。”
“拆迁登记表上查出来的。户口就挂在咱们家地址下面。他自己承认了。”
我妈的笑慢慢收回去了。
不是一下子消失的。是慢慢地，一点一点地，像水从沙子里渗走。
她没说话。
捡起桌上的豇豆。
开始摘。
手指在抖。但还是在摘。
“妈——”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“2005年。那个孩子2005年出生的。”
她的手停了一秒。
“2005年……”
“对。咱们搬进这套房子那年。”
她低着头。
我看不清她的表情。
“妈。”周磊蹲下来，想去握她的手。
她把手缩回去了。
不是拒绝。
是不想让我们看见她在抖。
“他每个月给那边转钱，”我说，“二十年没断过。2012年还给那个女人买了一套房。首付八万。月供也是他在还。”
我妈把豇豆放在桌上。
一根一根，码得很整齐。
她站起来。
“我去做饭。”
“妈——”
“先吃饭。”
她走进了厨房。
我和周磊对看了一眼。
厨房里传来水龙头的声音。哗——哗——
很大。
比洗菜需要的水大得多。
我知道她在干什么。
她打开水龙头，是为了让我们听不见她的声音。
周磊往厨房走了一步。
我拉住了他。
“让她一个人待一会儿。”
水声持续了很久。
大概五分钟。
然后水龙头关了。
油锅响了。
她在炒菜。
那天晚上，她做了四个菜。比平时多了两个。
鱼香肉丝，西红柿炒蛋，凉拌黄瓜，红烧豆腐。
她把菜端上桌。
摆好碗筷。
三副。
她没给我爸摆。
我们坐下来吃饭。
她没动几口。
筷子夹起来又放下。
饭后，她在阳台上站了很久。
我从客厅看过去，看见她的背影。
她的手扶着晾衣架。
旁边挂着我爸的衬衣。
她伸手摸了一下那件衬衣。
然后把手收回来了。
没有摘下来。
也没有扔掉。
只是站在那里。
九点钟。
我爸回来了。
他在门口换鞋。
我妈从阳台进来，经过客厅，看了他一眼。
就一眼。
“饭在锅里，自己盛。”
她走进了卧室。关了门。
我爸看着那扇关上的门。
他知道了。
他看了我一眼。
我没有任何表情地看回去。
他去厨房盛了饭。
坐在桌前。
吃了两口。
放下筷子。
那天晚上，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
半夜，我起来上厕所。
客厅的灯没开。
他的手机屏幕亮着。
他又在发消息。
6.
第二天早上，我妈做了一个我没想到的事。
她出门了。
没告诉任何人去哪。
我打她电话，关机。
我慌了一下。
周磊也打，也关机。
两个小时后，她回来了。
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。
“妈，你去哪了？”
她把文件袋放在桌上。
“法律援助中心。”
我愣了。
“我问了，”她说，“婚内取得的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。他用共同财产给别人买的房子，我可以追回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。
不是平静。
是压着的。
“拆迁款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如果离婚，按照他的过错程度，我可以多分。”
她看着我。
眼睛是红的。但是干的。
她哭过了。在外面哭完了，回来的时候眼泪已经干了。
“琳琳，”她说，“你帮妈找个好点的律师。”
那一刻我鼻子酸了。
不是因为伤心。
是因为我妈。
五十五岁了。没读过什么书。一辈子在家做饭、洗衣服、照顾一家人。
她连手机都是我教她用的。
但她一个人去了法律援助中心。
她在最崩溃的时候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哭，不是闹，不是质问我爸——
是去了解自己的权利。
我拿出手机。
“我大学同学的老婆是律师。我今天就联系。”
“好。”
她又说了一句。
“你爸那个铁盒子的钥匙，在他冬天穿的那件灰夹克的内侧口袋里。”
“你知道？”
“我早就知道钥匙在哪。我只是从来没开过。”
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比前面所有话都轻。
轻得像一根线断了。
周磊在旁边，低着头。
拳头攥得死紧。
当天下午，我联系了律师。
律师姓方，三十五岁的女律师。
听完情况后，她说了三点：
第一，拆迁款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对方有过错的情况下，无过错方可以主张多分。
第二，用婚内共同财产为第三者购买的房产，可以主张返还。
第三，关键是证据。越全越好。
“银行流水、转账记录、房产信息、那个孩子的户口信息——能拿到多少拿多少。”
“需要多久？”
“如果证据充分，走诉讼最快三到四个月。但如果他同意协议离婚——”
“他不会同意的。”
“那就让他不得不同意。”
方律师看着我。
“拆迁款还没下来吧？”
“没有，方案还在定。”
“那就赶在拆迁款到账之前把事情定下来。到账之后再分，就复杂了。”
我点头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去了五金店。
买了一把一字螺丝刀。
当天晚上，我爸又“出去溜达”了。
我打开了那个铁盒。
里面有三样东西。
一张照片。一个存折。一张出生医学证明。
照片是一个男孩。十来岁的样子，站在一个小区楼下，笑着。照片背面写着“洋洋2016年六一”。
存折是我爸的名字，开户行是城南的一个支行。余额：三万四千六。
出生医学证明。周洋。2005年2月14日。母亲：田美凤。父亲：周建国。
我把三样东西全部拍了照。
然后原样放回去。
锁好。
我没有颤抖，没有掉眼泪。
2016年六一。
那年我弟周磊大学毕业，找工作碰壁，在家待了三个月。我爸天天骂他“没出息”。
我妈偷偷给周磊塞了两千块钱。
她说：“别跟你爸说。这是妈存了几个月的。你拿着应急。”
几个月。
她存了几个月才存了两千块。
而铁盒子里那个存折，三万四。
我关上铁盒。
把螺丝刀收好。
接下来的两周，我和方律师配合，把所有能拿到的证据整理了一遍。
银行流水明细，二十年的转账记录。
田美凤名下的房产信息。
周洋的户口信息和出生医学证明的照片。
铁盒子里的存折照片。
我爸这些年声称“退休金被扣了”的具体时间节点，和给田美凤转账的时间节点——完全对得上。
方律师看完材料，说了一句话。
“这不叫出轨，这叫经营了两个家庭。”
我说：“是。用我妈的血汗钱经营的。”
所有证据备了三份。一份律师那儿，一份我这儿，一份周磊那儿。
我妈什么都知道。
但她没有跟我爸摊牌。
她还是每天做饭。每天洗衣服。每天给他倒茶。
但她不再跟他说话了。
我爸问她“今天做什么菜”，她说“锅里有”。
我爸问她“衣服洗了吗”，她说“洗了”。
每一句都回答了。每一句都没有多余的字。
我爸慌了。
他不是怕我妈生气。
他是怕我妈不闹。
闹，他有办法。哄，服软，说“当时年轻不懂事”，把问题往过去推。
不闹。
不闹他反而没辙。
他开始献殷勤。买了一兜水果回来。我妈看了一眼，说“放冰箱里”，自己没吃。
他说“秀兰，咱俩聊聊吧”。
我妈说“没什么好聊的”。
他说“你让孩子们别掺和——”
我妈说“是你自己掺和出来的”。
这是她这一周唯一一句重话。
说完她就去洗碗了。
7.
拆迁方案下来了。
按人头加面积，综合补偿。我们家那套房，连人头带面积，总补偿款估算在一百四十万左右。
一百四十万。
对我们家来说，是一辈子没见过的数字。
我妈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手里正在叠衣服。
她停了一下。
继续叠。
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。
一百四十万。
她的新生活。
问题是：我爸也在想这个数字。
而且他比我们先想到了一步。
周磊打电话给我：“姐，我听说爸去找了拆迁办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今天下午。一个人去的。”
“去干什么？”
“不知道。但老许跟我说了一句话——‘你爸问了一下，在册人口能不能单独分配’。”
在册人口。
周洋的户口挂在我们家。
如果按人头分，他能分一份。
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方律师。
方律师说：“他在争取让周洋也分到拆迁款。”
“他凭什么？”
“如果周洋的户口确实在你们家的地址上，按部分地方的拆迁政策，在册人口确实可以争取补偿。但关键在于——这套房是你父母的婚内共同财产，拆迁补偿款也是共同财产。即使周洋分到一部分人头费，你父亲也不能单方面把钱给那边。”
“那如果他离婚呢？离婚了他把自己那份给周洋？”
“所以——你们要在拆迁款到手之前确定分配方案，最好是让你母亲作为权益主张方提出诉求。”
“怎么提？”
“你先别急。拆迁办会组织协调会，到时候所有相关人都必须到场。那是最好的时机。”
我挂了电话。
第二天，我爸做了另一件事。
他把姑姑叫来了。
我姑姑周建芳。
我爸的亲妹妹。从小到大，家里有什么事都是她来“调解”。
她一进门就拉着我妈的手。
“嫂子，听说了。建国这事做得不对，我替他跟你道个歉。”
我妈没抽手。
也没说话。
“但嫂子你想想，”姑姑坐下来，拍着我妈的手背，“那个孩子不管怎么说也是建国的骨肉。血缘关系在那儿放着，你不让他管也说不过去。”
“谁说不让他管了？”我妈说。
“那不就行了吗。”姑姑笑了，“一家人，把事情往好处想。拆迁款下来那么多，大家都有份——”
“大家都有份？”
我坐在旁边。
一直没出声。
这时候我开口了。
“姑，你说大家都有份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个孩子也有份？”
“琳琳，我不是那个意思——”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姑姑看了我一眼。
“琳琳，大人的事你别插嘴。”
“我三十了。”
“你三十了也是小辈。这事轮不到你来——”
“那轮到谁？轮到你来替我妈做主？”
姑姑的脸色变了。
“琳琳——”
“姑。”我说，“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“你问。”
“如果姑父在外面有个私生子，养了二十年，用你的钱给别的女人买了房——你大度吗？”
姑姑张了张嘴。
她的嘴张了有三秒。
没合上。
“这……这是两码事——”
“怎么两码事？同一码事。你觉得我妈该大度，你自己摊上试试。”
客厅里安静了。
我爸在阳台上，假装没听见。但阳台门是玻璃的。
我看见他的手在裤兜里。
攥着手机。
姑姑走了。
走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。
她在楼道里打了个电话，我听见她说：“你自己跟她们说吧，我管不了。”
她在跟我爸说话。
8.
拆迁协调会在街道办事处的会议室里开。
长条桌，折叠椅，白墙上贴着红色横幅。
“和谐拆迁共创美好家园”。
我差点笑出来。
到场的人：我妈，我，周磊。
我爸。
还有田美凤。
她带着周洋来了。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田美凤。
四十六七岁，烫了头发，穿一件玫红色的短外套。指甲做过，涂了亮片。
她坐下来的时候，看了我妈一眼。
我妈没看她。
周洋坐在田美凤旁边。二十岁的男孩。长得像我爸。
眉眼之间像得很明显。
我妈的目光从周洋脸上扫过。
就一下。
她的手放在膝盖上。
指尖白了。
拆迁办的老许也在，还有街道的工作人员和一个负责记录的。
姑姑也来了。坐在后排。
“好，今天协调一下老周家这个情况，”老许翻着文件，“主要是家庭成员认定和补偿分配——”
“我先说。”
田美凤开口了。
她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楚。
“周洋是周建国的亲生儿子，有出生医学证明，有DNA鉴定，户口也在这个地址。按照政策，他应该有一份补偿。”
她说“应该”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下巴微微抬了一下。
像在行使一个等了二十年的权利。
“我们也不多要，就按人头算。一百四十万，五口人，周洋那份，二十八万。”
老许看了看我爸。
“老周，你的意见呢？”
我爸清了清嗓子。
“洋洋……确实是我的孩子。这个事情，我不否认。他既然户口在这里，补偿……该有的应该有。”
他的声音尽量平稳。像在做一个“公允”的仲裁。
“但具体怎么分，可以再商量——”
“不用商量了。”
我说。
所有人看向我。
“你是？”老许问。
“我是周建国的女儿。周琳。”
我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。
方律师帮我准备的。
“老许，我先纠正几个事实。”
我把文件夹打开。
“第一。这套被拆迁的房子，产权属于我父亲周建国和我母亲赵秀兰的夫妻共同财产。拆迁补偿款，依法首先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”
老许点头。
“第二。周洋的户口虽然挂在这个地址，但他从未在此实际居住。根据拆迁政策，人头补偿的前提是‘实际居住’，空挂户口不具备完整的补偿资格。”
老许翻了一下文件：“这个……确实有这么个要求。”
田美凤的脸色变了。
“什么叫空挂？户口就在这里——”
“户口在这里不代表住在这里。周洋住在城南。您的房子里。对吗？”
她没说话。
“第三。”
我看向我爸。
“这是重点。”
我从文件夹里抽出一沓纸。
银行流水。
“这是我父亲周建国从2006年至今的银行转账记录。我标注了所有转给田美凤的款项。”
我把流水放在桌上。
“2006年到2014年，每月转账八百到一千二。2015年以后，每月两千。二十年间，仅月度固定转账总额——”
我停了一下。
“四十一万七千六百。”
会议室很安静。
“此外，还有不定期的大额转账。最大一笔是2012年的八万元整。这笔钱用于支付城南一套房产的首付。”
我把房产信息的复印件放在桌上。
“产权人田美凤。共同还款人周建国。月供一千四，持续至今。累计月供支出约二十万。”
“加上固定转账、大额转账和房贷——”
我看了一眼我准备的纸。
“我父亲二十年间转移到婚外的家庭共同财产，总计不少于六十八万。”
六十八万。
这个数字落在会议室里。
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。
我爸的脸白了。
不是慢慢白的。是一下子。
姑姑在后排的椅子上动了一下。
田美凤的手指攥紧了她的包带。
“你——”我爸站起来，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“我在陈述事实。”
“这是家事——”
“涉及拆迁款分配的家庭财产纠纷，不是私事。在座的工作人员可以见证。”
老许看看我，又看看我爸。他做了很多年拆迁工作。什么场面都见过。但这种场面不多。
“这六十八万，”我说，“是我妈的钱。”
“胡说！”我爸说，“那是我挣的——”
“婚后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法律规定的。你转出去的每一分钱，有一半是我妈的。”
“你——”
“你跟我妈说‘退休金被扣了’。你跟我妈说‘物业费涨了’。你跟我妈说‘你叔借了几千块’。”
我一句一句说。
“你说的每一句，我都查了。退休金没扣过。物业费没涨过。借钱的事，我叔说根本没有。”
我爸的脸从白变成了灰。
“二十年。你对我妈撒了二十年的谎。”
“琳琳——”
“我妈穿了十二年的旧羽绒服。”
“你——”
“我妈的手套破了补，补了破，一副手套戴到烂。”
“够了——”
“家里的洗衣机坏了修三次，你说‘再用用’。我妈冬天手洗衣服，手裂了一道一道的口子。”
“你够了！”
他喊了出来。
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了。
我没停。
“这个家的钱，一分一分都是我妈的命。”
我的声音不高。
但每个字都清楚。
“你把她的命，拿去给了别人。”
我爸坐下了。
不是坐。是腿软了。
他的嘴唇在抖。
田美凤在旁边，脸色也不好看。
她大概没想到。她以为来了就是分钱的。
“所以，”我看向老许，“我母亲作为无过错方，依法主张以下权利。”
我拿出方律师帮我起草的文件。
“第一，要求确认拆迁补偿款为夫妻共同财产。第二，基于周建国的重大过错——长期出轨、转移婚内共同财产——主张在财产分割时多分。第三，要求周建国返还用婚内共同财产为婚外第三者购置的房产价值。”
“如果协商不成，我们将通过诉讼解决。这是我母亲委托的律师的联系方式。”
我把律师的名片放在桌上。
会议室里没人说话。
9.
安静持续了大概十秒。
然后田美凤站起来了。
“你们——”
她指着我。
“你凭什么翻他的账？那是他的私事！”
“私事？”我看着她，“用我家的钱养你二十年，叫私事？”
“那是他自愿给的——”
“给的是我妈的钱。你收了二十年，你不知道他有老婆？”
她的脸涨红了。
“他说过会跟你妈离婚——”
“那他离了吗？”
她张了张嘴。
“二十年。他跟你说了二十年要离婚。你信了二十年。你也挺能等的。”
周洋站起来了。
他的脸也红了。
“你别这么说我妈——”
“我没说你。你坐下。”
我的语气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意外。
“你是无辜的。但你妈不是。”
这时候姑姑从后排站起来了。
“琳琳！”
她走到前面。
“你说话注意分寸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也是你爸的骨肉。人家孩子在这儿呢，你——”
“姑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“我来帮你们调解——”
“谁请你调解了？”
“我是你爸的亲妹妹——”
“你是。所以你更应该清楚，你哥做了什么。你是来帮他说话的，还是来帮我妈说话的？”
姑姑的脸色变了。
“我不是帮谁——”
“那你为什么上次来家里说‘一碗水端平’？你是不是觉得，我妈被骗了二十年，还应该大度？”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——”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回家问问姑父，看他什么反应。”
姑姑不说话了。
她退回了后排。
老许清了清嗓子。
“大家先冷静。这个情况确实比较复杂。补偿方案最终还是要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来走。建议你们——”
“二十八万。”
我爸忽然开口了。
所有人看向他。
“那边的房子……本来就该算他一份。”
他说的是周洋。
“那是我的孩子。我对这边有亏欠，但那边的房子——”
他没说完。
但我听懂了。
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懂了。
他的意思是：那套房子是他给田美凤买的，他认为理所当然。
他甚至不觉得那是“婚内共同财产”。
他觉得那是他自己的钱。
“你说‘本来就该’？”
我妈开口了。
整场协调会，她一直没说话。
从头到尾。
但这一刻她开口了。
“建国。”
她叫了他的名字。
“你说那边‘本来就该’。那我呢？”
“秀兰——”
“我在这个家里待了三十年。你的衣服是我洗的。你的饭是我做的。你生病是我照顾的。过年过节，是我在这个家里忙里忙外。”
“我知道——”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她的声音抬高了。
不是吼。是一种压了很久的东西终于顶上来了。
“你知道我穿了十二年的羽绒服？你知道我冬天手洗衣服手裂了口子？你知道我有甲状腺结节一年没去复查因为舍不得花钱？”
“你——”
“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因为你的钱没花在这里。”
她站起来。
五十五岁的女人。手指变形，关节粗大。
她看着我爸。
“我不跟你吵。吵也吵不回来那些年了。但这个拆迁款——你一分也别想替别人做主。”
“秀兰，咱们再商量——”
“不商量。”
她看了一眼方律师留下的那张名片。
“该怎么走就怎么走。”
她坐下了。
我在旁边。
我看见我妈的手在桌子底下。
在抖。
但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我在桌子下面握住了她的手。
她握了回来。
握得很紧。
然后她松开了。
拿起桌上的水杯，喝了一口。
放下。
手不抖了。
老许把文件收好，说：“今天先到这里。建议双方各自咨询律师，下次协调时带上法律意见。”
散会。
走出会议室的时候，田美凤在走廊上堵住了我爸。
“建国！你说好的事——”
“回去再说——”
“你跟我说回去再说？你跟你女儿也说回去再说？到底什么时候有个说法？”
她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。
我爸左右看了看。
他怕别人听见。
“美凤，别在这儿——”
“我等了二十年了！你说过等孩子大了就离婚。孩子都二十了！你到底离不离？”
我爸的脸挤成一团。
那是我从没见过的表情。
不是生气，不是心虚。
是两头都堵住了的窒息。
我带着我妈从他们旁边走过去。
我妈没有看他们。
一步都没有回头。
10.
接下来的事，方律师处理的。
我爸一开始不肯签协议。
方律师把银行流水、房产信息、出生医学证明的复印件放在他面前。
“周先生，协议离婚是对您最好的方式。如果走诉讼，这些证据在法庭上全部会公开。您的同事、朋友、邻居都会知道。而且法院判决的结果不会比协议对您更有利。”
我爸看了看那些纸。
“那拆迁款——”
“关于拆迁补偿。根据您长期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，方女士有权主张多分。加上您需要返还用共同财产为第三者购置的房产对应价值——”
她列了一张单子给他。
“按照法律规定和法院判例，赵秀兰女士应获得拆迁补偿款的百分之七十以上。加上需要返还的婚内转移财产——实际上您在这笔补偿款中能拿到的非常有限。”
“百分之七十？”我爸的声音变了调。
“这是保守估算。如果走诉讼，法院可能判得更多。”
“那我怎么活？”
方律师看着他。
“这个问题，过去二十年你没问过你的妻子。”
我爸没有再说话。
他签字那天，我没去。
周磊去的。
周磊回来跟我说，爸签字的时候手一直在发抖。
签完以后坐了很久，问了一句“秀兰能不能跟我见一面”。
周磊说“不想见”。
是周磊自己的回答。
他没问我妈。
他知道我妈的答案。
11.
拆迁款到账那天，是十月。
一百四十二万。
按照协议，我妈拿一百零六万。我爸拿三十六万。
至于田美凤那套房——方律师已经另外起诉了，追回婚内共同财产。这个要走更久，但方律师说胜诉没什么悬念。
我爸拿着三十六万，搬走了。
搬走那天，他叫了一辆面包车，把他的东西装上去。
几箱衣服，一个茶几，几包旧书报，一个铁盒子。
我妈在屋里。没出来。
她在收拾柜子。
把我爸的衣服全部叠好，装在袋子里，放在门口。
很整齐。
她做什么都整齐。
我爸上车之前，在单元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回头看了看三楼的窗户。
窗户关着。
他走了。
后来的事，是周磊告诉我的。
我爸搬去跟田美凤住了。
刚搬去的时候还行。一个月以后开始出问题。
田美凤发现我爸手里只有三十六万。
她以为至少有七十万。
“你答应过的——”
“情况变了。”
“什么情况？你被你女儿拿捏了？”
我爸没说话。
两个月后，田美凤的态度彻底变了。
做饭不叫他。
洗衣服不洗他的。
水电费要他出一半。
有一次周磊去看我爸。
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电视开着，没在看。
茶几上放着一碗泡面。
“爸。”
“嗯。”
“身体还行？”
“行。”
“需要什么跟我说。”
我爸没说需要什么。
周磊走的时候，在楼道里听见田美凤的声音。
“你要是没钱，就想办法。你儿子都二十了，你总不能什么都不管——”
她说的是“你儿子”。
不是“我们的儿子”。
周磊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坐在我妈新家的客厅里。
我妈用拆迁款买了一套两居室。朝南。采光好。
她换了新的热水器。换了新的洗衣机。买了一件新羽绒服——鹅绒的，很轻很暖。
她不再五点半起床了。
她早上七点半起来，煮一杯豆浆，吃一根油条，然后去小区花园溜一圈。
甲状腺结节复查了。良性。
医生说半年复查一次就行。她说好。
她把复查的时间记在日历上。以前她不记这些。
我去看她的时候，她在阳台上晒太阳。
新买的躺椅。
她穿着那件新羽绒服，靠在躺椅上，眯着眼睛。
阳台上有几盆花。
以前家里没有花。我爸说“浪费地方”。
现在有了。
我坐在旁边。
“妈，还想吃什么？我给你买。”
“什么都不缺。”
她睁开眼看看我。
“琳琳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姑上次给我打电话，说你爸那边不太好。”
“嗯。”
“她想让我劝你，少拿点，把钱给你爸补一点。”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“我没怎么说。”
她又闭上了眼睛。
“我就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她的嘴角动了一下。
不算笑。但也不算不笑。
“我说——他两边都想要，结果两边都没了。怪谁呢？”
阳光照在她的脸上。
有风，花盆里的叶子在晃。
我靠在她旁边。
没说话。
也不需要说什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