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世史学家是这么分析的：
天下大乱，诸国混战，数百万军队鏖战数年，城池倾覆，百姓流离。表面看似偶发的政治事件，实则是长年积累的社会矛盾、制度弊病与生产关系崩解的必然结果。历史，并非由“天命”推动，也非君主一念所能主导。唯物史观指出，一切战争，归根结底，是生产方式无法适配现存政治结构所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。
自纪元王朝确立以来，天下数十年无大战，各国因和平积累了大量冗官与僵化的财政体制。尤其纪元王朝本身，其官制重文轻武，虽自称“文德治国”，然实则由大量依赖土地税与商税的“中轴财政”支撑。面对愈加复杂的社会分工与市民阶层的兴起，其财政体制却仍沿袭传统田赋与盐铁垄断方式。
财政冗赘之下，地方割据之势迅速显现。屯田兵团、藩镇军阀、矿山自治集团等半官半民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浮现。西山军即是其中一例，其原为纪元王朝南方边防军之一，因多年缺饷，被迫以自筹军费方式生存，最终演化为独立的军事经济体——既征粮、又征税、亦从事贸易、生产武器。
当朝廷派巡抚试图“回收地方财政”时，实际上已经触碰这些军政组织的生存根基。西山军兵变，表面是军事行动，实质是对中央财政压迫下“生存权”的反击。其他如水城屯田兵团、丹水盐铁盟等，也都在财政重负下自行扩张武装力量，成为政局不稳的导火索。
过去二十年内，五国中的三国经历过严重的蝗灾与旱灾。自然灾害打击下，土地集中加剧，大量小农失地。元朝、齐国、民国尤其严重。统计资料显示，在“赤岭之灾”后，元朝一地约40的耕地归于不足千名地主之手，大量流民被迫外出谋生，成为“佃户”或“雇农”，亦有者沦为军工劳工与盗匪。
而此时恰逢各国军政机关因战争需求而招募“编外劳役”，这些原本无地无依之人，便成为战争的第一批炮灰。在楚国，曾有“农军一策”，即将所有贫农编入边军，许以战功换田地；民国则设立“义勇征粮队”，本质上是以民逼民之征税方式。这种以战争来转嫁经济危机的手段，短期内维持统治稳定，实则激化社会矛盾，使“起义”成为农民除死亡之外唯一的出路。
纪元王朝原以“众生归一，四海一体”为号召，试图统一天下制度。但此理想在落地之初即遭遇现实的强烈阻力。首先，纪元王朝本身并非传统贵族出身，而是“改革派”与商贾联盟扶持而上，其法制化、制度化的理政方式直接挑战传统宗法与士族权力。
纪元王朝建立初期便遭五大贵族宗派集体抵制，后虽“整合”，实则表面统一，实为裂化之始。尤其在“南乡法典”修订之后，地方王侯之“祭祀权”与“任官权”被夺，引发齐、楚、和三国宗族集体倒戈，逐步脱离纪元控制。
与此同时，底层意识形态亦在裂变。传统的“君权神授”已不被信服，这些教派往往将“末日”“重启”“真王再临”作为信条，在灾荒与战乱中迅速吸收信众，成为义军乃至地方军阀的精神支柱。齐国的“赤巾军”、楚国的“黑川部”即是教派与军事结合的产物。
长期以来，诸国之间保持着脆弱的军政平衡。纪元王朝居中调度，齐楚两国各拥重镇，民国、韩国、和国则依靠战略联盟与经济绑定而存。然随着纪元王朝在财政与军力上的式微，这种平衡迅速崩解。